波兰有名的女诗人、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维斯瓦娃·辛波斯卡特别喜欢动物，尤其着迷于猿猴类动物，《眼镜猴》《勃鲁盖尔的两只猴子》都是她诗中的名作。上世纪50年代，在她居住的克拉科夫的动物园，辛波斯卡还留下了好几张和猩猩的合影。
猿猴到底哪点吸引你？是因为它们又像老叟又像小孩，还是因为它们似有人类的情感，却缺少人类的语言？辛波斯卡没有给过明确的解释。《纽约客》的一位撰稿人曾在专访时问她，是否乐意来一趟美国之旅，一向讨厌旅行的辛波斯卡说：“除非你给我安排两场会面，一场跟伍迪·艾伦，另一场跟珍·古道尔。”
古道尔确实是辛波斯卡至为尊敬的人。这位最有名的猿猴爱好者，常驻坦桑尼亚国家公园的灵长目研究者，比1923年出生的辛波斯卡小11岁。她们都是拥有特殊魅力的女性，她们的工作和才华，配得上她们赢得的公众知名度。辛波斯卡在1957年发表了她第一部重要诗集《呼唤雪人》，其对猿猴和各类动物的爱好，因其中的诗篇而广为流传；而就在那一年，珍·古道尔从肯尼亚内罗毕打了个电话给一位古人类学家，告诉他自己只身在此，希望能有机会为他在肯尼亚的工作做助理。
这位专家路易斯·利基和他的妻子一起，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就在东非的土地里挖掘。他拥有一个研究机构，并刚好失去了一位秘书（辞职了）。他接受了古道尔。可以说，利基是古道尔的贵人，因为那时她没有任何的古生物学术背景，也没有上过大学。那时的她23岁。日后，她需要反复多次、无数次地讲述自己事业的开始，讲述利基其人，观众们得从她银白头发下的面容，想象23岁的她是什么模样。
很幸运，这形象被镜头记录了下来。在“国家地理”开始追踪拍摄古道尔的时候，她对自己即将为公众所知是有意识的，并对自己那一双深棕色的大长腿不无自信。去年，在她90岁生日前夕，一档访谈节目找她作为最年长的受访者出镜，访谈人提起1963年，当“国家地理”找到她、拍摄她，并把她安排登上杂志封面时男士们的非议：“要不是这双美腿，他们才不会把她弄上封面。”古道尔回答：“要是今天有人这么说，是可以控告他的，对吧？”
“美腿……要是美腿可以为我争取来钱，那有何不可？”古道尔继续说。在那一期封面上，她蜷腿坐地、膝盖高耸的照片，和几只黑黝黝的猩猩肩挨肩靠在一起的照片，组合到了一起。1965年，“国家地理”在电视里播出了《古道尔小姐和野黑猩猩》的专题片，媒体当然是考虑到了大反差（“美女与野兽”）能抓眼球，而古道尔欣然参与这种反差的制造。
古道尔的成就无疑缘于不少特定的、不可复制的因素。形象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她拓宽了人们对“科学家”的想象，但又不会把人的注意力带偏太多（想象一张凯瑟琳·赫本和黑猩猩在一起的照片会带来怎样的观感）；并且，在20世纪中叶，有才华的业余科学家、业余人类学家，他们面对的路径和机会，要比70年后的21世纪多得多。古道尔还有一位非凡的母亲，那时她要到坦桑尼亚的贡贝去观察黑猩猩，央求母亲万妮陪她，那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但母亲加入了她的事业，使她感激不尽。另外就是，“国家地理”的摄影师雨果·冯·哈维克在拍她的时候直接和她相恋了，他们一起工作和写书，写出了在科学冒险类书籍里赫赫有名的《在人类的阴影下》。
在冯·哈维克拍下的古道尔的形象里，有一张令人印象深刻：古道尔蹲在地上，把手伸给一只幼猩猩（她给它取名“弗林特”，这个给猩猩取名的习惯据说违反了科研的惯例，因为名字意味着情感连接，会影响研究者的研究结论的准确性），按人类的标准，小猩猩肯定是不好看的——很多人不喜欢猿猴类也是因为它们即便在幼年时都丑——但古道尔的动作，大概会唤起观者心中对人类儿童的那种自然而生的爱怜。
这类对视照片时常出现在封面里。凝视是让人回归某种“动物性”的做法，越过了语言的藩篱，由眼神传达情绪和意图。人在与动物相处时，凝视是最为重要的交流方式，目光能生成积极的关系，正如那句箴言“你的凝视让我微笑”所示。不过细看古道尔的照片，她的眼神交流并不多，和猩猩们在一起，她往往是微闭双目，如同一个居家操持者，或如长辈伴着孩子，或如亲属伴着亲属，或如邻居照看邻居，窄小的肩膀带来让人安心的感觉。猩猩在镜头里也是“如常”的，并没有因为她的抚摸、招呼、指导、陪伴而给出什么引人注目的、戏剧性的反应。
猩猩依然是猩猩，人也依然是人，并没有改变彼此。这一点特别重要：古道尔在其照片和图像里，和动物之间毫无界线，对那些图像只需简单地去理解，无需世故的介入。她被猩猩们接纳的程度之高，足以使人忘记她曾像深入土著部落的人类学家那样，要经历一个从不被接纳到“被悦纳”的过程。
通过一本科普书，你想学到什么？许多“接地气”的知识吗？但是在古道尔的书中，能够读到的，不是那些可以被拆出来到处兜售的动物知识，而是各种和古道尔自己的亲身经历无法析离的叙述。从1970年前后，她开始出版作品，如《在人类的阴影下》，你固然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知识”，比如古道尔告诉我们，黑猩猩的社会里只存在单亲母亲，母猩猩甚至不知孩子生父是谁，完全独自带孩子；她告诉我们，自己从未观察到黑猩猩中有同性恋行为，雄性与雄性基本不会亲密接触，除非有压力；她说梳理毛发是重要的社交行为，稳定关系和情绪，她也说微笑未必是示好，更多的时候是示弱……
但是，这类“知识”加在一起，分量都不如一些或许更具文学性、思辨性的段落，比如：
“对于热爱独处自然的人，我无需多言；对于不爱独处者，我的任何描述都无法传达，哪怕只是部分传达，那些珍贵时刻伴随的美，以及永恒的、几近神秘的感知。尽管美始终存在，这些时刻却总在不经意间降临：当我凝望天亮前的苍白晕染；或是穿过巨林沙沙摇曳的枝叶，抬头望向绿褐交织的阴影中湛蓝的天光偶然闪出；再或者是暮色渐沉时，我一只手扶着尚存余温的树干，凝视初升明月在永不停息的湖面上荡漾的粼粼波光……”
“对于热爱独处自然的人，我无需多言；对于不爱独处者，我说什么都没用”——珍·古道尔在1971年就明白写作的局限。写作并非绝对不能传达人的主观体验，但是，一个使用文字的人，不能奢望他/她所竭力表达的真实的主观体验，能够得到阅读者完全的领会。一个深爱自然的人，理应明白自然是独立于任何人类的表达而存在的，人对它的情感，不依靠任何语言的述说；它是一种无法用任何方式分享的满足。
黑猩猩社会是具有鲜明的等级制度并由雄性主导的。雌性必须保持顺从，当处于发情期，在性成熟时她们粉红色的屁股露在外边——必须屈从于众多雄性的求偶行为。古道尔身在其中，乍看之下，仿佛一名出身高等学府的人类学家身处一个建立在蓄奴基础之上的部落社会。她不为其中的“道德堕落”所动，只是以最简单的方式，去接近那些猩猩。那几乎就是一种《小王子》中所讲的“驯养”过程：每一天，我和你，彼此靠近一点点，彼此多打量一点点。
但她有两点使人特别敬佩：第一，古道尔似乎能从一开始就做到“无我”，她对自己作为人类的“我”的体会，和普通人都完全不同，因此她才得以与黑猩猩如此融洽，近乎淹没其中；第二，她在书中很少提及孤身生存于丛林的艰辛，只偶尔暗示一下，特别在最初的日子，那时有豹子、毒蛇、飞虫出没……然后她专注于黑猩猩，她在纯然自然的状态下做出纯然自然的选择：我投奔了一个和自己有最大的相似之处的物种。
古道尔这种近乎世外桃源、远离尘嚣的生活，恰如《桃花源记》里所说，“不足为外人道也”。一旦说出来，就灵光尽失。这也是为什么，她的书很难真正有让人想要摘引、想要转述的地方，因为，它事实上过于“不科学”了，带有太多的个人化色彩；这也是为什么，古道尔越到晚年，越需要到处去演讲，因为真正动人的东西永远无法和人的叙述分开，无法被“思维导图”之类的东西提炼为“知识”，缩减为“要点”。
实践者不是写作者。写作于她，貌似都是些多余去做的事情。2000年，她的书信集被编成《非洲在我的血液里》一书出版，这个书名，让人自然想起凯伦·布里克森那部被改编成奥斯卡获奖大片的回忆小说《走出非洲》。布里克森是一位丹麦贵族，从一战时期到1931年，一直在肯尼亚经营一个农庄，终告失败。《走出非洲》是为她在肯尼亚农庄生意的失败寻找“意义”而写；而古道尔，她不需要考虑意义问题。行动本身就会带来意义，它无需讲述，摸着一株山毛榉的叶子本身就是意义，倘然需要回家在打字机上打出“我摸着一株山毛榉的叶子，我感到……”那么，随着书写而落定的意义必然滞后于行为发生时的意义，永远都赶不上。
辛波斯卡在上世纪70年代看到了“国家地理”制作的古道尔纪录片。她说，只愿在美国见古道尔和伍迪·艾伦二人。此是真性情语。伍迪·艾伦隐于众人，古道尔隐于猩猩，他们只在最低限度上“被看见”，他们被人看见的所做的事，艺术也好，科学也罢，都不过是正常且平常地活着。辛波斯卡也是如此。诗人往往喜欢谈诗艺，谈一首诗的灵感，辛波斯卡（其一生中仅有三次登台发言）在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发言中说了这样一段：
“诚然，在日常言语中，我们无需斟酌每个词语，常会使用诸如‘俗世’‘日常生活’‘寻常小事’之类的短语……但在诗歌的语言里，每个词都经过称量，世间万物皆非平常。没有一块简单的石头，没有一片简单的浮云。没有哪一天是简单的，也没有接踵而来的一个简单的夜晚。最重要的是，没有一种简单的存在，这世上的一切都不是简单的存在。”
这话不是强调诗艺之难、写诗之难，这话强调的是“如常”。在斟酌称量词汇后写出的诗，让人感到世间万物并非平常，每一天都不“简单”，然而写诗本身又绝不是举着放大镜窥视万物的行为，万物在诗中必须一如往常。通常情况下，当我们讲起“松弛”的时候，我们已经不松弛了；拥有平常心的人也是不会想到世上有“平常心”这回事的。
辛波斯卡不善言辞，用诗讲述所有。古道尔在后半程人生里却活成了一位“公知”。作为一个动物保护、环境保护的实践者，她无法只靠写作或影像来扩大影响，她的感染力和她本身的表达、她的表情和面容、她散发的气质都紧密相关。在众多的演讲中，她不可复制的经历日益平常化，她的好运气也不那么显眼、不那么招人嫉妒了，因为它逐渐溶解在一种事关人活在世上的使命感的叙述中。在2021年10月首次出版的《希望》一书中，古道尔几乎是强行地希望读者不要放弃希望，即便她所说出的事实——关于病毒、关于控制、关于气候变化……它们本身没有一项是能唤起人的希望的。
只有演讲能够让她的叙述产生说服力。她无数次地讲她在贡贝时的故事，常常呼吁听者、观者从自然界的韧性中吸取力量。“我记得贡贝发生过一场毁灭性的丛林大火，吞噬了森林峡谷上方开阔的林地。万物都焦黑了。然而一场小雨过后，短短数日，新生的嫩草便从焦土中破土而出，整个区域被最清新的绿色覆盖。稍后雨季真正来临……”我们都能想象到她接下去会怎么说，她一定会歌颂植物动物的韧性，可是听她亲口讲述这些，跟看写在纸上的文字，留下的印象一定大不相同。
在说给公众听的诸多回忆里，有一件事尤其值得一提：在伦敦的家中，珍·古道尔14岁的时候，外祖母曾把一棵山毛榉送给她。那时她对动植物已是酷爱至极。然后她做了什么？她手拟了一份遗嘱，让外婆签字，正式把山毛榉过户给她。
此事能证明她与一个自然界里的“对象”可以达成怎样深入的连接。她上树去写作业，还用篮子把地面的书本、作业本吊到树上，这样做意味着“自然地”实践她与山毛榉的连接。每一棵被她关注到的树都会获得她的惊叹。纵然在树上写作业，对一棵树我们能了解多少？我们能推知它的一个节疤是从何而来的吗？自然界浩瀚的未知，对古道尔而言，并不是向科学家、向人类发出的“来了解我吧！来研究我吧！”的呼吁，而仅仅意味着再平常不过的希望。
云也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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